評定書
平路，本名路平，1953年出生於高雄。美國愛荷華大學統計學碩士。平路崛起於1980年代，為台灣當代最卓越的小說家之一。初期作品《椿哥》、《玉米田之死》突破以往女性作家慣有的陰性書寫，化身男性敘事者，探討離散背景中移民與留學生身分認同的迷失。但僅是模仿男性聲腔並無法滿足她，1990年代起她將性別議題置於更多元的格局下。《五印封緘》展開對小說幻異本質的實驗，繼而《捕諜人》的後設書寫，以及《禁書啟示錄》表達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憂慮。
長篇小說《行道天涯》、《百齡箋》為平路寫作生涯重要的轉折點，兩部小說從女性視角出發，為父權政治下失去真實臉孔的宋氏姊妹重新賦予血肉之軀，確立平路獨具特色的女性新歷史書寫。另一部長篇小說《何日君再來》以知名女歌手猝逝為故事起點，透過一名男特務歌迷的深入調查，拼湊女明星的內心世界與可能的死因，於荒謬中照見真實。代表作《婆娑之島》延續先前的歷史想像，關注層面更由單一的歷史人物擴展到台灣這塊土地的整體命運，以個人的敘述挑戰歷史的大敘述，對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提出新的解讀，建構起台灣新歷史小說的樣貌。
溯及以往的同時，平路也關注當下的社會現狀，不變的是對女性價值定位的求索，以及對官方說法的質疑。她擅於翻轉人物形象，在角色塑造上獨樹一幟，引領讀者深入不同角色幽微的內心，新作《黑水》即以時下最熱門的社會案件為題材，事業正要起步的年輕女店長、即將步入晚年的女知識份子與其夫退休富商，三人互為稜鏡，折射出彼此的潛在慾望，也走向共同的毀滅。
平路稱自己為小說的信徒，相信小說比所謂的歷史記載更真實，自言書寫歷史是因為這份集體記憶反映著每個人的身世。在小說以外，平路亦以文化和社會評論著名，作品充分展現對文化議題和公共事務的關切，對台灣社會的關懷是平路一貫的寫作立場。平路迄今仍展現充沛創造力，在寫作之路上引領後人前行，爰經吳三連獎評審委員會審議，評定平路女士為第三十九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得獎人。
得獎感言
總想著下一本書，更艱難，更是挑戰，它挑戰極限，因此更無望完成。想像的書架上，有它的位子，只等我寫完，放在上面。
距離那本書，時近時遠，而對著成串的文字，在織布機上時編時拆，從事這手工業，早已是我過日子的方式。專注，多巴胺源源地分泌，一個人在燈下，常是滿足感的顛峰。
簡單説，捨此無他，我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度過此生。
只可惜，等到完成的時候，依然不是，它不是我想的那樣。每一本書事後再看，總可以做得更好，都是「一個完美意念的殘骸」。
薛西弗斯的宿命，推上山頂，石頭又滑了下來，再一次重新開始。好在，還有時間，還有下一本。
歲月忽焉已過，寫了三十幾年，對我，每一本寫成的書都備極艱難，也都挑戰自我。
副產品是，藉由書中主人翁的境遇，作者看自己也漸漸清晰起來。對於我，書寫時的內在觸動始終是至大的渴求。理解自己，包括理解自己的諸多限度，也試圖理解......飽含著誤解與創傷的人世間。某個意義上，寫作有如修行，寫別人的故事，作者本身卻得到深刻的啟發。
那是寫作者......直接的獎賞。
當年，離開我的數理統計專業，走上寫作的路，多年來，沒有一天後悔過，自認是一生最正確的決定。今天，除了長年滋潤我的內在滿足，又能夠獲得吳三連基金會給的殊榮，我真是獲得比付出多太多的人。
專訪
以歷史作為隱喻，以文學再現真實
文／ 賴韋廷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裡，有這麼ㄧ個隱喻：畫家Sabina某天不慎將ㄧ滴顏料滴在已完成的畫上，剛開始她感到苦惱，但看著看著，竟開始欣賞起這ㄧ道有如裂縫的痕跡，讓原本隱藏ㄧ切筆觸，寫實如照片的畫看來像是兩片可以開合的帷幕。無懈可擊的現實出現了裂縫，後面彷彿有著神秘莫測的東西，平路的小說，正像極了這個隱喻。
從近代史上的名人、大明星，乃至於社會新聞中的主角，在歷史、媒體與人云亦云中早已被定論（蓋棺論定？）的人，平路都有辦法透過重組相關史料文件，巧妙選擇敘事立場，來讓這些人物「起死回生」，有如附魂ㄧ般，娓娓道來無法為人所知的心事，於焉鬆動看似牢固的既定「史實」。
小說家的鬆動之舉甚為機巧，像是僅僅抽換ㄧ根木樁，就能令整個過份疊床架屋的虛胖結構無聲傾頹。但是秉冰雪聰明之質，何苦投身於曠日廢時的文學寫作？若要ㄧ展文才，文學類型眾多，何必苦苦拆解史料，埋首眾聲喧嘩之中尋覓真相？
「大概我真的有ㄧ雙特別好奇的眼睛，ㄧ顆懂得懷疑的心，總能查覺得到生活裡的泥塑木雕吧。」平路莞爾ㄧ笑，不置可否。寫作在多年前徹底翻轉她的人生，如今回首，卻很難釐清這份轉折的初衷，人總是說不清自己的歷史，但故事可以。「我寫的人物，每個人有不同的身世，被唾棄或被憐惜，都是一部份的我。透過寫作，我發現了我所不知道的自己，我是他們的每個人。」寫作既投射，也釋放了內在的自我，這份快樂令平路難以忘情，最終放下原本在美國穩定的統計師工作，甚至返台定居。
曾有人說她筆下的人物總是在逃，想逃離眾人的眼光，或者苦思如何活得自由自在；從反面來看，也可以說她的小說展示了人如何被身份、生活給拘禁成囚。當現實生活裡的平路勇敢地離開原本的生活，在創作裡她也試圖釋放那些屢屢被誤解，始終不被理解的人物。
不過，涉及真實人物與事件的小說，總是充滿風險。比如，歷史文學顧名思義是歷史和文學的結合，但此類作品出版後卻屢屢遭歷史學者「打臉」，認為文學想像太過，有如作者一廂情願的「腦補」。但平路並不畏懼，「這方面我比較理直氣壯，我寫的小說涉及很多史料，我覺得歷史就留下了足夠的縫隙，我從縫隙裡面寫。」
甚至，在《行道天涯》序言中，她曾自承在完稿後ㄧ周內，公務旅行勞頓之際，「與死亡打了ㄧ個照面」，隨著撰寫書裡「孫先生」病篤的情節，平路彷彿也催眠了自己的身心，差點走向人生終途。「研究近代史的人如果看了，他們應該是找不出任何一個違反了史實的描述。」平路淡淡地說，她沒有什麼特殊的治學功夫，「就是時間而已」，為了確實擁有小說人物，她把自己徹底浸泡在他們的時空裡。
但真實不僅不足以杜絕悠悠之口，有時候過份真實，反而顯得「白目」。華人文化總有「為亡者諱」的陳習，像《何日君再來》裡面雖未言明「她」是誰，但讀者都知道小說裡顛簸於情愛，受困於人生的主角就是已故巨星鄧麗君，而書中那些不堪的心事和遭遇，恐怕要令歌迷心生憤慨吧？
「粉絲難免希望偶像是全然完美，但我覺得如果你希望那個人完美，那麼你並不是真的喜歡他，這裡頭有你的自戀在裡面。」「那些自戀，如果因為被我的文字戳了一下而感到不高興，我覺得沒有關係。」平路堅定地說著，其實她也是鄧麗君的死忠粉絲，只是眾人喜於讚嘆巨星的光環，她卻獨獨憐惜巨星閃亮人生下可能有過的陰暗心事。
「我很清楚，這樣的小說和時事八卦，分別在哪裡。」平路果然成竹在胸。她認為時事八卦是用一種「有如站在樓梯上」的高度來評判當事人，就像媒體、網友，乃至於隨便ㄧ個路人即便不甚明白事件的來龍去脈，也前仆後繼地稱被告為「蛇蠍女」。但平路的小說卻是要將讀者帶進事件內部，去感受每個當事人可能有的處境。
「希望讀者在某個瞬間會迷糊起來，感覺到『這ㄧ切沒有那麼不可能，只是我的運氣比較好，選擇比較多，支持比較多，不必在現實中把事情作到絕，比如殺人或被殺。』」平路說，這個社會總是急著抓到兇手，將其貼上異類的標籤，好讓大家能心安，但她卻往另ㄧ個方向走，「我想讓讀者知道，我們和當事人沒有那麼不同。」「可以作到這一點的話，我覺得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了解，可以深刻一點點。」
從1983年獲得聯合報小說首獎的〈玉米田之死〉，到2015年的《黑水》，平路總甘冒大不諱，以悲憫細膩的文筆，屢屢在小說裡撕去歷史或現實的假面，那麼對她來說，所謂的真實，究竟是什麼？「寫ㄧ個故事，一開始想說服別人，最終是把自己給騙了，讓自己深陷其中。」平路善為隱喻，真實只存在敘事裡，但說故事的人往往也把自己困在ㄧ個更不可知的局裡，也許高明的小說家都知道，作者，其實無法定義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