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定書
梅丁衍，1954年出生，台北市人。梅先生以精闢深刻的觀念藝術的創作歷程，在臺灣當代藝術的發展過程中，建立了一個鮮明而備受推崇的重要地位。
1977年畢業於文化大學美術系，早期從事複合媒材創作，當時作品曾經獲得臺陽美展銀牌獎與雄獅美術新人獎，1985年獲得美國紐約Pratt Institute藝術碩士。旅美期間，關注「身分認同」，透過作品探討政治議題，特別是臺灣的國族認同、歷史敘事與國際地位的議題。返臺之後，他透過各種不同媒材，針對這些議題，積極從事觀念性的藝術創作，表現出反省性與批判性的觀點。
從1990年代至今，梅丁衍已經發表許多被視為是臺灣當代藝術經典的作品。1991年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8年的《戒急用忍》，2003年的《給我抱抱》，都能針對當時臺灣社會的現實語境，作出觀念藝術的反思，而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時代經典。正是因為這些表現，他能在2004年獲得深受臺灣藝術家重視的臺新獎。2014年，他獲得台北市立美術館邀請，舉辦大型回顧展，為他的藝術生涯做出名實相符的歷史詮釋。
過去嚴謹的創作歷程，梅丁衍已經為他自己建立了具有高度辨識性的藝術風格，也已經成為臺灣當代藝術的一座高峰。目前，他仍然保持敏銳的心靈繼續創作，邁向更為精彩的高峰。爰經吳三連獎評審委員會審議，評定梅丁衍先生為第40屆吳三連獎藝術獎得獎人。
得獎感言
從事藝術工作多年的感想是：每一個藝術獎項的背後，都埋有一個美學課題，那即是「什麼是藝術？」
我算是幸運的，因為在一路走來的創作路程，我曾得過大大小小的獎項。早期，是為了「考驗」自己的作品在專業人士眼中的“評價”，那是一種摸索藝術的態度，也是唯一機會可以反思藝術的「擂台」。這麼說，是因為我在三十歲之前，台灣藝術環境絕對是被蒙蔽的！回首，也確證明在「戒嚴體制」與資訊封鎖的年代，藝術是做不出深刻內容的，這也成為我不得不選擇離台十年，赴紐約尋找藝術答案。但是，身處異邦的體驗讓我更深刻的反思種種藝術課題，換句話，在四十歲返台定居創作時，我才決定重新做一個「台灣」藝術家。
「台灣藝術家」是個爭議的名詞，許多人認為「藝術歸藝術」或是「藝術與政治」無關。但是，我認為強調「台灣」，並不表示必須與“藝術”切開討論，也就是，藝術作為社會的外顯意義，「文化」本身就是某種政治的產物，端看怎樣解讀而已。
因此，我毫不忌諱的將「身分認同」作為我返台後的創作主軸，如今約有25年的心得。「身分認同」是指廣義的，包括了現代主義以來的「東／西」方文化的遇合以及「民主與經濟」的政治課題，所以，我的創作是以「美學提問」出發，終極關懷則還是回歸「什麼是藝術？」我很高興以這樣的方式繼續從事創作，並且因此而獲得吳三連獎。
今年，我非常意外與榮幸獲得了吳三連獎，一如前述，我自知是走在一條“有爭議”的藝術路途上，「意外」，就是指自己並不孤寂！「榮幸」，則是指先賢吳三連先生曾經是延平中學的創辦人之一，而我之所以會走上藝術一途，正是在六年在「延平人」的熏陶中，由於受益於老師們的指引，冥冥之中，這似乎算是一種命定？我對評審團的共鳴除了感受到一股溫馨之外，也深深領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愛“充滿在我的身邊。感恩所有人對我的嘉勉與祝福。
專訪
身份、國族與認同－梅丁衍的尋梅之路
還未拼完的孫文人像拼圖中，底層透露出毛澤東人臉，梅丁衍1991年的作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分不清是孫是毛的難解意象，從歷史、從現狀一語道破兩岸關係；而1996年的「哀敦砥悌」，更是詼諧直譯自Identity一字，透過裝置藝術的手法，如同靈骨塔般的、凸顯台灣的外交困境。
政治，一直是梅丁衍創作的上的思路、也是素材。
今年恰逢解嚴三十年，對成長於戒嚴時期的台灣第一代當代藝術家來說，禁錮又漫長的戒嚴年代，不只形塑出個體的成長記憶，更成了思想反轉的關鍵。解嚴前後急欲從政治封閉中解脫的社會狀態，為當代藝術衝撞出另一種可能性，當時，本土藝術家結合海歸派藝術家帶回的西方思潮，當代藝術的枝芽，於是逐漸橫生蔓延。不少第一代投入當代藝術的人，作品風格的熟成，就是以反思戒嚴、反芻冷戰為基底，只不過批判手法各異，有的直接揭竿起義、憤慨直白，借創作直指政治與社會的不公不義；有的則嘲諷揶揄、借物喻情，透過詼諧幽默的手法，重新思考主體文化的定位問題，而梅丁衍就屬於後者。
1977年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後，主攻複合媒材創作的梅丁衍，連續獲得台陽美展銀牌獎、雄師美術新人獎，正是蓄勢待發。然而，當兵時，一段被告密說思想有問題、被為難的經驗，在那白色恐怖尚未消退的年代，讓他對政治產生了恐懼與反思之心，也間接影響了此後的創作思路。
在父親賣掉房子資助下，1983年，梅丁衍赴美，成了第一批到紐約攻讀藝術的留學生。在Pratt Institute就學期間，他投注於研究達達藝術，自此，帶著反叛精神、透過物件與符號來反諷政治，成了他創作的主要語法。身為外省第二代，身分認同的問題一直環繞於梅丁衍的成長過程中，而留美時期的海外華人生活經驗，更促使他透過創作，直接去思索身分認同、國族想像等議題。
在經歷了出國前的美術啟蒙、以及出國後、紐約洗禮與身分認同階段後，1993年，梅丁衍回台任教，文化認同、身分認同成為他藝術創作上的骨幹。解嚴後的1990年代，正是當代藝術百花齊放的時刻，創作者開始思索如何面對自身文化。本土化浪潮撲面而來，對過往戒嚴時期文化霸權的反撲，梅丁衍開始採用達達精神的反轉物件語意手法，以現成物件、或是老物件，亦莊亦諧、拼貼出當代創作者對於國族歷史、對於兩岸關係的思索。
用大批的塑膠珠簾拼貼成大型千元大鈔，1998年的作品「戒急用忍」，是要回應當時台商一窩蜂投資中國的情況；還有2003年的「給我抱抱」，將邦交國國旗轉化為抱枕，要觀賞者成為行為藝術的演出者，抱抱這些枕頭、試圖了解這些邦交國，介於超現實主義與寫實主義中的手法意象，結合當時台灣的現實語境，梅丁衍的作品總能讓觀眾莞爾一笑，也形塑出了特殊、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梅式幽默。
除了創作外，梅丁衍也關注戰後初期的台灣美術史，他著手研究犧牲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左翼版畫家黃榮燦，也進一步分析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美術狀態。梅丁衍認為，歷史對台灣人而言，是一項悲情的歷史包袱，以至於這塊土地上的政治文化認同，總是夾雜在原住民、中原傳統、日本殖民、以及冷戰時期的美式資本主義中，不斷來回擺盪。而解嚴後的台灣，更成了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茫然的虛無感，迫使大眾耽溺在物質的慣性消費中，梅丁衍每每感受到物質文化投射出的政治焦慮，而這樣的政治焦慮，也投射在他的作品中。
梅丁衍長期收集老物件，2009年的「台灣可樂」的個展，他把十多年來在網拍上買來的老東西，拍成了照片，再以電腦繪圖的技術，模擬成古典油畫，主題從二二八事件、延伸到敏感的兩岸問題。一把橫跨在幾個骷顱頭前的武士刀，加上一朵紀念性的康乃馨，幾項簡單物件，就點出了霧社事件的歷史原委；還有橫躺在軍槍前的老牌香菸，哀悼的是二二八事件；而充滿記憶的舊軍服和軍帽，卻又重現出國共內戰的慘痛歷史。
這些跨媒材的創作，彷彿是梅丁衍紓解鄉愁的手段，這份鄉愁不是地理上的鄉愁，而是混雜著歷史、文化、與認同的千絲萬縷，透過作品，他不斷挑戰、不斷質疑，也不斷向觀者拋出問題。
2014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回顧展「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是梅丁衍近年來最大型的回顧展，完整展現他創作歷程中，每個階段的不同思路。從追尋兩岸間糾葛不清的政治情結，到反省韓戰後、美國文化的對台傾銷，再到思辯退出聯合國後的外交困境，以及解嚴後難解的兩岸關係，不同階段的作品，符號般的點出當下的社會情境、做出一真見血的藝術詮釋，恰似一部幽默版的台灣近代政治史。
有人稱梅丁衍是政治藝術家，還有人將其稱之為台灣的達達主義之父，然而，對於梅丁衍而言，不斷地創作，都只是想在充斥著荒誕、矛盾與悖論的政治情境中，藉由藝術的反轉，尋覓出另一條、詮釋歷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