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定書
符號詩的領航者
林亨泰，1924年出生，彰化人。他是台灣少數跨越語言障礙，從日文到中文創作的詩人。過往因長期低調發表作品，被譽為充滿神秘魅力的隱者。然其作品在不同時代，都遙映著社會的脈動，展現各種主題與技巧的探索，故而被視為當代詩壇重要的標竿。
早期詩集《靈魂的產聲》中，在略帶田園抒情的詩作中，其實已處理了比較具現實性的素材，隱隱點出個人風格的質地和未來之脈絡。50年代初，加入紀弦創辦的現代派詩社，隨即成為重要健將，既創作又論述。在詩作的表現上，不僅有立體主義的摸索，還有高度知性的嘗試。著名作品如〈風景NO.1〉、〈風景NO.2〉等充滿前衛性的實驗作品，讓他成為符號詩的代言者。
此一時期，他也積極投入現代派論戰，既為知性的強調大力辯護，同時提出符號論的意義。但他的現代派並沒有脫離現實，而是落實於實際生活。他以為，優秀的詩篇應是透過藝術手法，對社會、人類表露深切的終極關懷。
60年代中旬，遂轉而與諸多本土詩人結合，創辨笠詩社。除了實驗性的現代詩觀，展現繪畫、音樂內涵的結合。創作上進而流露濃厚鄉土色彩和本土意識，社會問題也屢屢成為作品探討的內涵。
從戰前的「銀鈴會」到戰後的「現代派運動」，再到「笠詩社」的演變。綜觀林亨泰創作的發展過程，清楚地顯示年輕時的「始於批判」，中壯年的「走過現代」，以及晚近「定位本土」，強調對家園的認識與關懷。最終，其現代主義詩觀不僅追求詩之前衛性與世界性，同時慧眼獨到地融進了台灣精神。
他的個性謙和含蓄，不喜熱鬧，作品少見於報刊，卻因長年論述與創作都顯出與眾不同的獨特性，一直深受詩壇敬重。晚近身體狀況雖有違和，仍持續寫下不少思索生命問題的動人詩篇。
年少寫詩，直到現代派運動時期，詩人的信念也不曾改變。風格雖有翻陳，基調卻未動搖。就像一串珠子，每粒不同，但串聯的那條線始終如一。綜觀其數十年著述，在創作與理論的開拓亦是如此堅持，誠為現代詩壇典範。爰經吳三連獎評審委員會審議，評定林亨泰先生為第40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得獎人。
得獎感言
文／ 林巾力
吳三連獎對我的意義，不僅僅因為它在台灣一直都有著崇高的指標性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向來是我所景仰的前輩。吳三連先生的一生，歷經了日本的殖民時代到戰後的白色恐怖，許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情，諸如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等等，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是不曾存在的。而吳三連先生畢生所追求的，無非就是更大的言論表達空間，以及更富正義的台灣社會，但這些都是必須經過很多的努力才爭取得到的。如此的困境其實也正是我們這個跨語言世代一路走來的寫照。
文學的創作當然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環，作為詩人或小說家，就是透過語言與文字去表達他／她生活在社會之中對於生命的觀察和體悟，但是同樣的，這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對我們這一代的作家與詩人來說，卻是迂迴而困難的。這不單單只是美學或駕馭文字的問題，而是如何窮盡生命的時間去進行語言的跨越，以及要怎樣在有限的言論自由中去誠實面對人生與社會的課題。我與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們在台灣曲折的歷史裡一起跨越了許多崎嶇，而終將被也要被時間所跨越，但讓我感覺無憾的是，在我的生命裡曾經與台灣歷史一起參與了這些艱困與超越，讓我的詩作得以見證這個大時代的許多人生故事。我要感謝吳三連基金會在我人生的晚年頒給我這樣的獎項，這是對我個人文學生涯的肯定，而我也以此與尚在或已然遠去的跨語言世代詩人與作家們分享這份榮耀。
專訪
以歷史作為隱喻，以文學再現真實
文／ 林巾力
詩人林亨泰屬於其所自稱的「跨越語言的一代」，他出生於1924年，在日治時期接受了完整的中高等教育，但在日語完全成為他賴以書寫與表達的工具之後，日本戰敗，台灣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接踵而來的便是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強制性變革，使得這一整個世代的人們必須重新學習新的語言工具，甚至也有許多人因此成為失語的一代。如此的轉變，是來自於政治上的無奈，但在另一方面卻也造就了跨語言世代詩人與作家們的特異性。作為個別的詩人，林亨泰歷經不同的語言與風格時期，但他因此也是台灣文學發展的縮影，文化多重交織的體現。
林亨泰真正開始創作，是在1947年加入銀鈴會之後。銀鈴會是台灣極少數從戰前延續到戰後的文學團體，1942年由台中一中的學生所發起，戰後隨著成員來到省立台灣師範學院(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就讀，銀鈴會重新集結，也吸引了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加入。當時正就讀於台灣師範學院的林亨泰受到好友朱實之邀，加入了銀鈴會。在這段期間，影響林亨泰最深的莫過於擔任銀鈴會顧問的楊逵，在楊逵的鼓舞下，他開始積極發表詩作品於同人刊物《潮流》以及《新生報》「橋」副刊。此時林亨泰的作品有著相當顯著的現實主義風格，代表作諸如〈圍牆〉、〈按摩者〉、〈群眾〉、〈鳳凰木〉、〈新路〉等等，都顯露出濃厚的社會關懷與人性的批判。這些初期的作品同時也造就了林亨泰的第一本詩集《靈魂的產聲》(靈魂の產聲)的出版，收錄其中的均為日語詩作，由當時已因四六事件黑名單而逃亡的朱實作序，封面則由「台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所設計。
銀鈴會的活動後來因為1949年四六事件的動盪而戛然中止，之後成員多數遭受白色恐怖的侵擾，在不安的政治氛圍中，林亨泰也決定停筆不再寫作。直到五○年代中期，在偶然的機緣下邂逅《現代詩》，這才復又燃起林亨泰對詩的熱情與重新思索。他在1956年加入紀弦所主導的現代派運動，成為「九人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林亨泰在這段期間所發表的作品首先是有台灣意象濃厚的《長的咽喉》詩集，然後是1955年在一個月內所寫下的符號詩系列。只不過，這些在短期間內所完成的符號詩，卻在《現代詩》上大約花費了一年的時間才全數刊登完畢，而林亨泰詩作的前衛性格，也從此深植人心。對林亨泰而言，所謂「前衛」的精神，主要是在於否定既有的概念與形式，並以破壞的方式來取得「新」的能量。無論如何，這種前衛性在當時不論思想或語言都被官方意識型態所箝制的高壓時代中，自是具有著特殊的意義。林亨泰在現代派時期的代表作除了一系列的符號詩之外，還有膾炙人口的〈風景No.1〉與〈風景No.2〉、〈亞熱帶〉與〈光〉等等。
林亨泰，《見者之言》（彰化：彰縣文化，1993）
林亨泰，《找尋現代詩的原點》（彰化：彰縣文化，1994）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彰化：彰縣文化，1998）
林亨泰在五、六○年代在《現代詩》之外，也頻繁地於《創世紀》發表作品，此時的詩作大抵是屬於實驗性較強的現代主義風格。而刊登於《創世紀》且由五十一首組詩所構成的〈非情之歌〉，則成為他六○年代初期的代表作品。詩中取「黑」與「白」的意象貫穿，詩作動機主要來自冷戰的世界局勢，暗喻當時瀰漫於整體社會中的二元對立思。而「非情」是日文，意為「冷酷」、「無情」或「麻木不仁」。林亨泰在〈非情之歌〉系列詩作中，一方面意圖以黑白的意象結構來觀看世界與人生的百態，但更重要的，也是藉黑與白的對立，來質疑人類歷史永無止盡的衝突與犧牲。當然，就詩的效果來說，這黑與白就像「代號」一樣，在那言論還不自由的年代，可以任讀者來代換、投射他們心中的想像。
就在現代主義詩發展到最高峰的六○年代中期，受到吳濁流《台灣文藝》創刊的啟發，林亨泰與其他同樣是本省籍的詩友們也共同創辦了《笠》詩刊，由他擔任首任主編。以「笠」這個台灣傳統生活中為大眾所熟悉的意象為名，其詩刊命名所暗示的無疑是將「台灣」作為創作的核心精神。而當林亨泰著手編輯《笠》詩刊時，獲得同仁的支持而得以在無需考慮銷售狀況等問題下，放手企劃了「笠下影」、「詩史資料」、「作品合評」等幾個專欄，並且負責了這些專欄的執筆。這幾個專欄後來都成為笠詩刊的特色，也維持了一段不算太短的時間，對於台灣本土詩人的凝聚與創作有著相當大的貢獻。《笠》詩刊多是由同樣具有跨語言與跨文化背景的世代所組成，而這不但宣告台灣現代主義的另一場集結與變貌，同時也是林亨泰轉向下一個創作階段的分界線。
但是到了七○年代，林亨泰開始與病魔纏鬥，十年的光陰多在病榻中度過。此時的詩作傾向於對生活進行內省。而八○年代的作品《爪痕集》則是對應台灣當下時代的產物，也即在原本單一的大歷史逐漸崩解後，對那未必總是趨向理性的發展也不盡然是直線前進的歷史過程、以及人類在這龐大而無方位的生命驅力中的處境展開思索。同時也是在這段期間，由於台灣社會與政治上所面臨的變遷與改革，林亨泰也寫了許多諷諭政治人物與社會百態的詩作，如〈主權的更替〉、〈力量〉、〈老腽肭獸〉、〈一黨制〉等等，都可以說是屬於政治詩的範疇。這些詩作或是直白地道出人民對於政治的不滿，或是以比喻巧妙地諷刺社會的現狀，林亨泰的詩作再次地有了風格與題材上的變化。
然而，1995年的又一場大病之後，林亨泰的語言能力大受損害，這對詩人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但林亨泰畢竟還是以強韌的生命力來嘗試跨越身體的障礙，他努力復健，並在體力逐漸恢復後仍勉強進行寫作。此一階段的詩作散見於各報章，這些大病之後的作品，內容多是回歸於對生命與生活的凝視與關照，少了形式的張揚，也沒有高分貝的吶喊，卻增添了生命的審思與溫度，與對生活的清明透徹。此時的代表作品包括〈誕生〉、〈自若〉、〈想入睡的一刻〉、〈人的存在〉、〈餘震〉以及〈《愛彌兒》讀後〉等系列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