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定書
謝三泰，1958年出生，澎湖人。從當兵時期存錢買了第一部相機，他就一直拍拍拍拍，拍了四十年有餘。他不屬於生猛衝撞型，鮮少藉由照相機介入與挑動，總能耐心觀察體會，有時甚至近乎冷眼旁觀，終能找到最理想的構圖，等到那決定性的瞬間。他的畫面中常常有些故事，有些伏筆，有些幽默。
謝三泰非常體貼。對於庶民受想行識的感同身受和對於勞苦大眾的同理關懷，讓他在開始熱衷攝影以來，便對台灣社會漸次時行起來的自由民主思潮相當憧憬；而自由民主思潮的洗禮，也讓他更加在意生而為人的尊嚴。他的作品基調於焉確立。
1988年，蔣經國驟逝，謝三泰拍到台北榮總附近一位榮民，雙手捧著一大幅略顯匠氣的蔣經國畫像，涕泗縱橫，滿臉真情；對照昔日排排跪在路旁，學校派來表演「舉國哀慟」的國中生，各個兩眼空茫，真是無言！1988年的〈北淡線列車〉，列車的「動」與月台上眾人「如舞姿，如羅丹之雕刻群像」間的微妙映照，準確掌握台灣人的「氣口」。1990年3月18日的〈國會全面改選〉和〈三月學運〉，場景都在自由廣場。前者微俯、宏觀，鏡頭裡密密麻麻，數以萬計的中老年群眾，展現爭取自由和尊嚴的意志，已然是經典畫面。後者的水平中景裡，年輕學子的青澀和汩汩而出的熱情呼之欲出。兩個畫面藉由場面和細節，協力留下時代脈動的集體記憶。
《走拍台灣》、《勞動尊嚴》持續記錄、呈現台灣庶民的生活況味，見證社會變遷。《我的志願－－聽見夢想的聲音》和《身展台》近距離關注身障者，鏡頭裡總洋溢著悲憫的人道胸襟。《吼叫1989》中，他對「天安門學運」也有獨到的觀察；其中一幀左半是宛如十月革命時期蘇聯紅軍的浮雕，右半寫著僵固的標語「新聞要說話 新聞要自由」，絕對反諷！《鹹水煙－－澎湖印記》凝視謝三泰自己的鄉愁；既呈現了澎湖廣袤的天地，也讓我們宛然感受著海風獵獵、砂石颺飛下，菊島住民的生命韌性。《火燒島－－流麻溝十五號》以精準的調性、構圖與視覺質感，使得「過去」宛然顯影而出。
謝三泰的攝影成果，除了觀察向度既廣又深，更在於長期的堅持累積。爰經評審委員會審議，評定為第43屆吳三連獎藝術獎得獎人。
得獎感言
文／ 謝三泰
攝影改變了我的一生，帶我走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方，像是吳三連藝術獎。
我出生於澎湖馬公，到了台灣當兵時，為了想坐著火車到處去看看高山和河川，存錢買了生平第一台相機。在貿易公司上班時，雖有不錯的收入，但時間卻不能滿足對攝影的渴望，於是我選擇改開計程車，為的是可以一邊開車賺錢、一邊拍照，那時住在高雄的我，只是個熱愛拍照、拍得還不錯的業餘人士，照片偶爾投稿到報社，一直到上來台北，才真正成為一位攝影工作者 。
1987年我到自立晚報上班成了攝影記者，正好恭逢其盛趕上了台灣解嚴前後、社會動盪的氣氛，相機帶著我親臨了民主運動的第一線，我曾經站在抗議民眾和鎮暴警察間，閃躲著迎面而來的棍棒、石塊和強力水柱；也曾在國會殿堂裡，見證過民意代表以肉搏捍衛理念；更曾與那些農民、學生、海外黑名單人士站在一起，以相機抵抗威權。這些年，我則習慣以相機走拍下那些尋常的角落和平凡的人們。
我是輪機科畢業，本以為會以跑船為職業，攝影讓我成為了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相機曾經帶我走到截然不同的方向，隨著年歲的增長，相機讓我回到我的原鄉，我將觀景窗對準我熟悉的島嶼，那荒蕪的地景、滄桑的臉孔，相機緩解了我的鄉愁。
我曾在剛進自立報系時，一連三年得到當時的吳三連攝影獎，在三十多年後，再次拿到吳三連獎，而且是吳三連藝術獎，這個獎肯定了我、也肯定了我多年對紀實攝影難忘的初衷。
專訪
無怨無悔的攝影人生－謝三泰
文／ 謝登元
影像清晰銳利，構圖別出心裁，主題震撼視覺；看完之後，難以對發自內心的聲音置若罔聞，也難以對他的攝影美學無動於衷。相信這是許多欣賞謝三泰新聞攝影作品的第一印象，筆者也是！
1958年，謝三泰出生於澎湖馬公市郊一個名叫安宅的小村落，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擔全仰賴父親微薄薪水和母親零工收入，可謂艱苦拮据。「從小我們兄弟姊妹只好打零工分擔家計。我最常做的是在漁船入港時，幫忙將船上的漁獲搬上岸，或在沒出海的日子協助清洗漁船。有時也幫馬公漁港邊製冰廠打工，把冰涼厚重的冰塊搬運到準備出港的漁船上。甚至我也曾跟許多澎湖婦女一樣將一簍簍蝦子剝成蝦仁，靠這些出賣勞力、體力的工作以賺取不多的工資。兄姊們幾乎都在小學畢業後就投入職場，唯有妹妹和我可以幸運地讀到國、高中畢業」
20歲那年，謝三泰因必須盡國民義務而到高雄當兵，才首次有機會離開澎湖，也才首次大開眼界，看見他從未見過的高山、河川、火車。「在左營海軍服義務役時，我擔任船藝的助教，單位裡剛好有幾位同袍是大學畢業的教官職，看到這些同袍當兵期間還不忘K書自我充實，他們有的退伍後想報考研究所，有的則是計畫出國念書。我受到他們的感染，也開始認真地看書。」
謝三泰小時候常聽父、母親提到日治時代的生活有多貧苦，但他一直無法感同身受，也無法想像，因此，很想從描寫那個時代的書本裡找尋答案。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方興未艾，遠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由鍾肇政、葉石濤主編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他開始找來閱讀，企圖理解兩個不同世代之間的生活究竟有何差異？同時也開始透過書中楊逵、賴和、吳濁流、鍾理和、呂赫若等作家的文學描述，漸漸了解台灣的過去，並開啟對文史的興趣，大量閱讀台灣史籍。
當兵期間－發生美麗島事件
「我當兵期間，高雄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1979年）。當時部隊裡迷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氛，一方面，大家噤若寒蟬、不敢談論；另一方面，卻要天天出鎮暴操，拿著齊眉棍、木槍對著假想的暴民裝模作樣比劃；但這卻讓我對政治、時事產生了興趣，開始認真地看報紙，想從《自立晚報》等報紙的新聞找些蛛絲馬跡。」
原本謝三泰以為退伍後仍可能返回澎湖謀生，於是努力存錢買一台相機，期望利用放假時間多拍拍台灣風景照；但後來受楊逵書中「以文學寫台灣歷史」理念影響，他就想，何不用相機來記錄台灣的現狀，因為當下的現狀以後都將成為台灣的歷史。退伍後，非常迷戀影像的謝三泰卻已不再想回物質貧乏的故鄉澎湖，他選擇留在高雄工作，寧可一邊開計程車、一邊從事喜歡的攝影。
「拍照時，我對於人物形象、生活型態、弱勢族群、特殊行業都特別有感，愈拍愈拍出興趣來，主題像是三輪車伕、送報生都成了我鏡頭下的對象。因為喜歡攝影，也經常投稿到中國時報、台灣時報、台灣新聞報等報章雜誌，也曾擔任小說家陳映真開辦的《人間雜誌》特約專題攝影。」
朋友看他拍得不錯、也拍得勤快，一直鼓勵他到台北發展。先是介紹他到《民進周刊》，但他因不喜歡為特定政黨服務而婉拒。後來在1987年遇到了他的貴人，當時擔任《自立晚報》部門主管的詩人向陽（本名林淇瀁）有次到高雄演講，謝三泰是聽眾，他帶著發表過的作品，鼓起勇氣，單刀直入地詢問向陽是否有機會到《自立晚報》工作？向陽也慧眼識英雄，要他北上和社長吳豐山面試。 ˉ
1990年，謝三泰於自立晚報任攝影記者（林俊安攝影）
自立早報攝影組成員赴土城看守所採訪（林俊安攝影）
「我記得當時是跟社長吳豐山面談，看完了我的作品集，吳社長馬上要我隔天到台北市濟南路總社上班，但我當時僅有的一卡大皮箱都還在高雄。就這樣我正式進入《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這是台灣戒嚴的最後一年，接著1988年台灣邁入解嚴時期，媒體百花齊放，自由與民主激烈衝撞，造就精彩的年代，而我躬逢其盛，親眼見證了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
由於新聞照片講究紀實，是不能虛構、不可組織、無法重來，攝影記者本身也不能去干預新聞事件，只能從中選擇那些角度、取材、視野最能深入核心，把觀眾的視線吸引到記者想要傳達或表現的新聞主題以及最重要的事物上面。在這方面，謝三泰雖無學院派訓練，雖只無師自通，但他卻具備得天獨厚的高度敏銳性，能快、準、穩、狠地掌握要點，卻又有獨樹一幟的表現力。
520農民運動－難得的試金石
「520農民運動是台灣解嚴後第一個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也是我初任記者不久的震撼教育，這是一次難得的試金石。即便事隔多年，當天的場景仍歷歷在目，經過這場激烈抗爭的洗禮，造就我後來無畏無懼地拿著相機上街頭，舉凡三月學運、獨台會案、推動總統直選靜坐等等幾乎無役不與，透過鏡頭記錄下當年那些為今日台灣民主體制而流血流汗的臉孔。對我來說，這已不只是工作、更像是一種使命。」
這時期的謝三泰，一上班就帶著Nikon FM相機直接走進陳情抗爭現場，幾乎已成了家常便飯。那些抗爭者衝破封鎖線，撿石頭、丟雞蛋砸向警方霹靂小組，警方也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甚至出動齊眉棍在混亂人群中追逐、逮捕所謂的滋事者，或以強力水柱、或以催淚瓦斯，猛烈噴射民主社運人士和抗爭群眾，這樣的場景，一再重演。
夾在戰場裡蠢蠢欲動的警民兩造之間，兩面不討好。謝三泰表示：「這不只是進退兩難而已，還意味著自己必須置身於亂石共水柱齊飛的槍林彈雨裡。例如才剛剛閃過自耳際擦邊的飛石，轉身又要逃開來勢洶洶的水砲。在一片兵荒馬亂裡，警察、民眾、記者，是敵是友，經常傻傻分不清，彼此都在試探民主水溫的底線。且在那個還使用BB CALL和傳統底片的年代，雖然拍了很多照片，也沒辦法馬上離開現場回報社發稿，只能趁空檔打公共電話回報社，請同事到外圍把我拍的底片帶回報社沖洗，再幫我挑照片、發照片。有時算一算，足足跑了二十個小時的新聞。」
儘管報紙待遇不優渥，工時又長，但帶著亢奮激情的浪漫，且熱衷於記錄這些珍貴的民主歷程的謝三泰並不以為意，常是回報社發完稿後再重返現場守候後續新聞。他也比別人更重視完整保存這些民主歷程影像的底片。但在新聞攝影生涯裡，有件事讓他始終引以為憾。
1989年4月17日，謝三泰奉命前往北京採訪，當時主要任務有三項，一是採訪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
「出發前一天就聽聞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追悼具有改革精神的胡耀邦。我一下飛機，直接叫車殺到天安門廣場前。那時氣氛還算平和，學生和民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放上花圈紀念他，我當天就拍了照片傳回台北報社。心想胡耀邦過世是件大事，所以除了表定的官方採訪行程，其餘時間我都單槍匹馬往天安門跑。5月時，抗議的學生群眾愈聚愈多，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也愈來愈肅殺，眼看解放軍已兵臨城外，武力鎮壓的小道消息也不斷傳出。拿著巨大專業相機的攝影記者，在人群中最顯眼也最危險。考量到安危，台北報社不只一次要我撤離，但面對這重要的歷史轉捩點，距離新聞如此之近，我不願意半途而廢，後來報社只得切斷對我的援助，不再提供我金錢和底片。」
1989年4月24日，赴北京採訪亞銀年會及天安門學運
《吼叫一九八九》攝影集
除了紀實的新聞攝影，謝三泰也很關心勞工、街友以及身障弱勢族群。「我小時候有一種行業叫做：送藥包。從業者騎著車，不辭勞苦，專為一些偏鄉家庭運送萬金油、胃散、白花油等等家庭成藥，看見這樣的勞力付出，讓我印象深刻，也開啟日後想透過相機為台灣勞工階層留下身影的想法。」2005年，謝三泰舉辦「勞動尊顏」攝影展，走訪各行各業，拍下每一位勞工值得尊敬的身影。2008年，他參與基督教救世軍舉辦的「記錄人生攝影班」，幫助街友以照相機和自己對話，也和社區對話。2011年，中華民國殘障聯盟舉辦「我的志願～聽見夢想的聲音」，謝三泰正是協助此活動的攝影師。
法國攝影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曾說：「在所有的表現方法中，攝影是唯一能精確地把稍縱即逝的一瞬間，絲毫不差地固定下來的一種手段。」筆者很榮幸因同事關係，35年前即能欣賞三泰兄的攝影，也見證了他一路走來，不忘初衷的堅持。他今年計劃出版的《台灣民主運動史》，將為我們精確地固定、保留台灣民主運動的影像，同時也有撥亂反正，垂示後世的輻射力，精彩自是可期！